耕具对社会的影响

来源: 时间:2015-06-26

犁耕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从历史的发展轨迹看,每一次犁的型制和耕地技术的发展进步,都与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更迭、历代统治者的重农与革新、土地利用方式的增加、相关行业技术的进步、人口迁移与生产环境的变化、科技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交融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因素的推动,使我国古代犁的形制一次次改变,犁耕技术一次次取得重大突破,犁在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一次次提升。

社会经济制度的更迭

       社会经济制度的更迭,说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推动。生产力发展了,它要突破生产关系的羁绊,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制度的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的进步,也改善了生产关系,使新的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反过来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可见,社会经济制度对农业生产和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发展影响是巨大的。我国古代每次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都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调整分不开的。但农业生产和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不是单纯地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也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或这种经济制度的调整提供了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而这种经济制度建立和调整后,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们相互作用,共同进步。

       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统治者极力推行井田制,而井田制正是建立在沟洫农业的基础上的。井田制的实行又反过来使耒耜、沟洫、耦耕相结合这样一种农业形态获得了加强。奴隶在耦耕、胁田的过程中,有机会在一起研究实验新的耕作方法和开发新的耕垦农具,发明青铜冶炼技术,并把这一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上,促使耕作技术在耒耜的基础上,创制了青铜犁。

       铁犁与牛耕的使用,商品交换的发展突破了井田制的樊篱,导致了封建地主制的建立,而我国精耕细作农业也进入了成型期。沟洫农业时期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孕育着精耕细作农业,但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是离不开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发生和发展这个重要条件的。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农业生产主要是由个体农户经营的,农民人身相对自由,土地可以私有,实行地租,经营比较自主,因此他们生产有动力,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比较高。但在多子继承、土地可以买卖和兼并等条件下,他们的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不稳定。这样,中国古代农民就有必要、有可能,而且也愿意用多投劳动、精细耕作的方法,争取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有其特有的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从唐宋以迄明清,正是地主经济制的自我调整,使小农进行生产的条件获得某种改善,人们有积极性对自己使用的农具进行改进,并发明了新的农具,从而使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精耕细作农业继续获得发展。

       由此看出,社会经济制度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犁的发明和改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历代统治者重农与革新

        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把富国强兵作为自己治国安邦的重要目标,但富国和强兵都离不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安居乐业。于是,形形色色的重农思想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其中最典型的是“国富论”与“民富论”、“上下俱富论”以及“三才论”等等,在历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最早提出国富论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商鞅应秦孝公之召入秦后,力劝孝公变法图强。商鞅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他主张“事本”而“抑末”。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论由来。

       与“国富论”相对立的是“民富论”,其代表人物是孟轲(尊称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孟轲则主张用仁政感化达到统一。施行仁政,首先要使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孟轲提出要让农民拥有赖以生活的“恒产”,即耕地。

       到战国后期,出现了融合两派观点的新的经济管理理论,即“上下俱富论”。这个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张国家在政策取向上必须做到“上下俱富”,否则国富民贫或者民富国虚都是危险的。《管子》和《荀子》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这种新的理论。

       《管子》吸收了商鞅的“农本”思想,把农业称为“本事”,认为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使国库充盈和人民富足。“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显然,《管子》的经济观比商鞅的狭隘国富论更具有治国的实用性。

荀子的经济思想核心是“以政裕民”,与今天常说的“政策兴农”很相近。荀子主张统治者要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合理征收集市商品的交易税,减少商人(非农人口)的数量,少抽调民夫徭役,尤其不要妨碍农事耕作,这样国家就富裕了。荀子还主张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管理和促进农业生产,他认为“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粟出百倍”。

        《吕氏春秋》第一次将“三才”思想用于解释农业生产:“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里的“稼”,指农作物,也可泛指农业生产活动,“天”、“地”则指农业生产的环境因素,人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这段话突出农业生产的整体观、联系观、环境观,在我国传统农学中占有重要的指导性地位。

北魏农学家、《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继承和发展了“三才”思想,他指出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是在尊重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的,强调生产安排的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

       总的来说,古代的统治者的重农思想,虽然没有直接作用于犁耕技术的发展,但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农具的发展。首先,这些重农思想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认同,并用政治控制的手段将这些思想融于实际农业政策中,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这些重农思想的推行,使用国家政权更加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生产关系,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农业生产发展了,生产力要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力中的生产要素的发展,作为生产力重要要素的生产工具,也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创制、改进、完善。这些重农思想的推行,归根结底,细微之处还是落实到农具的发展上来。

       在我国古代,不仅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重农思想,而且在农业生产方面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推广普及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其中也包括农业生产工具。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尧、舜、禹时代,氏族公社就设立了掌管治水、农耕、渔猎的职官;到了商、周,统治者倡导耦耕、休闲耕作;战国时期,封建统治者大力推广铁犁及深耕、熟耰、易耨等主要技术;汉代专门设立主管农业生产的官职,“搜粟都尉”赵过组织大批的能工巧匠对农具创制、研发、改进和推广,使犁耕技术得到了广泛普及与应用,大力推行牛耕技术;唐代创制了曲辕犁,等等,这些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对犁耕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人口增长与迁移

       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对农业生产工具的创制、改进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手工操作为主的古代农业时代,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进行农业生产最重要的要素——劳动力。所以农业总是在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发展起来,新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在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发明、创制出来,并在那里推行开来。而人口的转移往往导致农业重心的转移,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农业耕作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的传播。

       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口繁衍提供了物质前提,诸侯各国和历代帝王为了赢得战争,对发展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非常重视,颁行了一系列的兴农政策措施,在客观上推动了人口的增长。“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农业繁荣,户口增加,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200人以上,其余地方100至200人,而江浙一带的人口密度不到10人,南方大部分地区不到3人,直到到隋唐时期,南方已大有开发,北南人口之比才上升到7:3。”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陕西五省共有人口28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3,而面积数倍于它的中东南八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68万余人,仅占全国总人口1/10强。

       魏晋以来,由于长期的战争、灾害的影响,有多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西晋“八王之乱”开始,中原人口大量迁移江南。永嘉之乱后,洛阳倾覆,中原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也随之迁移江左。安史乱后,宋金对峙时期人口大迁移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的又一次大发展。江南农业的每一次飞速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的革新都伴随着中原地区的技术和文化的大规模南移,为南方精耕细作农业体系的形成准备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他们也带来了大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具。

农业生产环境的变化

       我国国土辽阔,南北纬度跨度大,海拔高度相差很大,生态环境多样化。在不同气候的作用下形成多样的土壤类型,丰富的作物种类,千变万化的生产环境。不同的土壤条件、作物类型、生产环境对犁耕技术的要求不同,从而创制出不同形制的犁。

       1.土壤条件。犁耕作为一种破划土的运动,那就必然与土壤的质地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的土壤类型对犁的结构要求不同,为了适应不同的土壤类型,犁的形制也必须产生变化。

       我国土壤类型丰富,但是真正能适合作物生长的土壤类型有: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黄棕壤、棕壤、暗棕壤、寒棕壤(漂灰土)、褐土、黑钙土、黑垆土等。中国耕作土壤呈现不同的地理分布: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黄棕壤等类型主要分在我国的南方;而棕壤、暗棕壤、寒棕壤(漂灰土)、褐土、黑钙土、黑垆土等类型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北方。不同的土壤类型,土壤的颗粒(土粒)的大小不一样,土粒的大小直接影响土壤的物理性状,一般来说,随着土粒直径的减小,土粒的吸湿量、最大吸湿量、持水量、毛细管持水量将增加,而土壤的通气性、透水度则降低,土壤的力学参数如凝聚力变大;反之,土粒的直径加大,土粒的吸湿量、最大吸湿量、持水量、毛细管持水量将减少,而土壤的通气性、透水度则升高,土壤的凝聚力变小⑨。土壤的凝聚力对犁耕技术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土壤中所含粘粒的成份越大,则土粒之间的凝聚力也越大,耕作时土壤不易破碎,犁耕时的阻力也大。我国南方地区的土壤主要是这类粘性土壤。相反,砂土和砂壤土因所含粘粒的成份很少,所以耕作时土壤易于破碎,犁耕时的阻力也较小。

       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要求不同形制的犁与之相适应。北方更适合直辕犁等形制犁的使用,犁铧薄而大,犁壁短且小,或者根本就不需要犁壁,犁铧朝上的部分凸起,起到翻土的作用。而南方水田更适合曲辕犁的使用,犁的起土、松土、深翻晒土的作用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挥,这就要求犁的结构上,首先犁铧(镵)要厚而小,犁铧尖部呈锐角,便于切入土层、深耕起土;要有形体上较大较长且明显曲面的犁壁,便于翻土彻底,这就要求要有犁箭,以便可以上下调节犁耕的深度,因而犁评、犁建也就应运而生。

       2.作物类型。不同的作物对犁耕技术的要求不同。许多流传下来的农业谚语中略见一斑,如:“棉花一条根,只要犁得深。”“豆子一条根,只要犁得深。”“犁田多一寸,谷穗长一寸。”“浅耕稀植得稻草,深耕密植长珠宝。”“深耕长谷,浅耕长壳。”“深耕细耙,稻长下巴;瞒犁塌耙,稻谷少打”11。由于深耕对作物生长有很多好处,但深耕对犁耕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犁的形制因耕作的深度不同而应有变化,深耕,则犁铧要厚,铧面要平,便于吃土,能够承受强大的拉力江,而且要有犁壁,便于翻土。浅耕,则犁铧要薄,不一定要安装犁壁,犁铧面突起,可以起到翻土、开沟的作用。

       3.生产环境。大量的人口来到南方后,农业生产环境同北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方多半是水乡泽国,山地、丘陵,耕地要么是畲田、梯田等小田块,要么是围田、圩田等“塘浦圩田”,要么是涂田和沙田、架田等,南方雨水充沛,土壤粘性大,等等,北方的长辕直辕犁非常不适合南方生产环境的需要,人们不得不发明以曲辕犁为代表的新的南方水田生产工具,来取代旧式的耕犁。

土地利用方式的增加

       土地利用形式的发展动力首先源于人口压力。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人口大量增加,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局面。何处去取得耕地的补偿呢?南方和北方相比,地形地势较为复杂,除了有早已开垦利用的平原以外,更多的是山川和湖泊,于是与水争田,与山争地是解决耕地不足的主要方向。另外,各种农具的出现,也为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隋唐宋元时期的土地利用形式有畲田、梯田、圩田、沙田和涂田等几种主要的形式。

       扩大耕地面积有赖于农具的改进,犁刀的出现就是一个例子。荒地年久失耕,根株骈密,为了适应开垦荒地的需要,出现了犁刀。严格说来,犁刀并不是一种能单独使用的农具,而只是一种附加在犁上的一种刀刃,这种刀刃有良好的破土和节断根株的性能。

       在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具的同时,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稻作的勃兴,一大批与稻作有关的农具相继出现,唐代出现了以江东犁(曲辕犁)为代表的水田整地农具,包括水田耙、碌碡和礰礋。宋代耖得以普及,标志着水田整地农具的完善,还出现了秧马、秧船等与水稻移栽有关的农具,宋元时期则是水田中耕农具的完善时期。

       在人均土地面积减少的条件下,解决民食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土地利用率。稻麦二熟是唐宋时期农业生产的突出标志,多熟种植和提高复种指数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双季稻开始推广,在华南和台湾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年三熟的种植制度,而在北方,二年三熟制获得了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粮菜间套作一年三熟和二年三熟的最大限度利用土地的方式。

       这些不同土地类型的开发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另一方面对犁耕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犁辕不能太直太长,以适应梯田、圩田、涂田、沙田等耕地实际状况的需要;提高犁铧的质量和犁体本身的强度,坚固耐用,以适应多熟制和提高复种指数的需要,因此,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的探索中,创制了曲辕犁。曲辕犁,是在北方长辕直辕犁的基础上创制而来。

相关行业技术的进步

        犁耕技术的发明与进步,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与相关行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密切相关。金属 铸造技术的成熟,工程技术和制造技术水平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认识的提高和相关知识的不断积累,并将其应用到农具的发明和创制过程中,使得人类可以使用金属制造生产工具。

       1.金属冶炼技术的成熟。青铜和铁的冶炼技术的发明与发展,对犁耕技术的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制陶技术的成熟,煤炭等新燃料的使用,极大地推进了金属冶炼技术的成熟和金属铸造技术的进步,提高了铁制犁的硬度和抗性。在陶制容器中用木炭可将碱式碳酸铜还原成金属铜,然后铸成各种形状的器皿和用具。考古资料已经证实,在公元前3000年,人类已经普遍掌握了用木炭炼铜的技术。公元前200年的西汉初年,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把煤炭作为新的燃料,带入的冶金行业,于是中国迅速普及了铁器工具。

        2.工程技术的进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不仅提高了自己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推进了工程技术的进步,对犁耕技术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人们在修建水渠、堤坝、房屋等建筑工程时,对物体的结构、不同物体使用的环境和受力情况,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人们把这些认识经过相互学习、总结归纳,并逐步应用到农具的改造上来,对犁体结构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犁的动力部件由原来的耒耜结构,演变可用人拉或畜力牵拉的木棍或绳索,原始的犁辕就出现了。人们通过对工程结构的认识,来改造犁体的结构,使在使用过程中增加了稳定性。这样,一个中国式的框形犁就出现了。

       3.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古代的战争推动了木工技术和金属铸造技术的进步,从另一个侧面上有力地推进了犁耕技术的发展。古代社会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促使金属武器普及,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战争促使金属铸造和木工等技术的不断进步,金属铸造和木工等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应用到战争中,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物质条件和技术保证。这样,木工技术、金属铸造技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些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同时也完全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古代战争中,畜力牵拉的战车,其木质结构的辕,被人们认识后,应用到农业生产工具中,变成了直辕犁的辕,战车的畜力牵拉方式也被应用到耕地农具的牵拉方式中。犁的动力部件和牵拉动力改变了,犁耕技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犁铧的铸造,也会得益于兵器中的剑、枪、箭等金属兵器的铸造技术,这些技术在农业生产工具铸造过程中的应用,无疑也改变了犁铧的形制,提高了犁铧的入土效果,提高了工作效率。

        4.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相关知识的积累。由于人们在工程修造、金属器具的铸造过程中,对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使人们在制造犁的木质结构和金属结构时,也得到了新的启迪。从考古资料来看,最初的铁犁应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属于北方旱作区,土地肥沃且疏松,易于耕种。犁铧的夹角呈钝角,而犁耕技术被带到南方,大量水田和红黄土壤,使用钝角犁铧,阻力大,而且还不便于翻土。这就要求对犁铧的形制进行改进,犁铧的夹角变小,犁铧上面平滑,以便于犁铧容易切入土层,减少阻力,减轻牵拉力量。这时的犁铧也就变成“犁镵”。《授时通考》中对南北方犁铧的形制的描述:“铧与镵颇异,镵狭而厚,惟可正用。铧阔而薄,翻复可使。”

        犁辕由直变曲,一方面可以使犁头翻起的土垡不再受犁辕的影响,提高犁耕的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使犁辕的牵引点降低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犁的牵引点(犁盘与犁辕相交处)、犁的阻力点(犁铧尖端)和牛的施力点(牛肩与牛轭接触处)处于一条直线上时,只要牵引力在水平方向有一个很小的分力,犁就会按照水平方向匀速运动,从而大大地减轻了犁的阻力,役畜的牵拉力也减小12。

科技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交融

        科技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交融,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从而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的革新。

       不同的民族创造的文化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也不尽相同。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交流,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迁移和交流。在信息交流主要靠人工传递的古代社会,文化传播一般都借助人口的迁移或相互交流来完成。

       民族的特征之一是有共同的经济生产,而农业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从事不同类型的农业,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并形成不同类型的文化圈。文化圈的内部,存在一定的结构和功能。农业的发展包括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纵的方面是生产内容的丰富、生产领域的扩大、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等等;横的方面是先进技术的推广,农业地区的扩展,等等。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各民族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各民族的成就截然分开。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各民族彼此杂居和互相交叉的局面,即所谓“大杂居、小聚居”。由于战争、逃亡、戍边、屯田、经商等原因,各少数民族地区无不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人和其他族人,有些甚至融化到这些少数民族中去。他们一方面学习、适应当地民族的生产经济和生活方式,同时又传播汉族和其他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的分裂,但每次分裂最后都被新的、更大的统一所代替。每一次新的统一都促进了各民族的互相联系和往来,他们带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产技术。这些文化和技术的交融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民族间的融合,不仅带来文化的交融,而且带来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传播。汉唐以来,由于中原人口的增加,加之连年的战乱、饥荒,大批的中原人口向地广人稀的南方稻作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转移。他们不仅带走了自己的妻儿老小、用品家什,而且带走了流淌在自己血液里的文化、中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具。这些迁入者在新的生存环境中,与当地土著民族产生民族文化碰撞和科学技术交流,互相融合,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并结合新的环境中自然生态条件的实际,改进了原来的耕作技术和耕作方法,创制了大量的新农具。从现在仍在中国不同地区使用的犁的形制来看,例如山西某些地方使用的镪犁、贵州瑶族地区使用的夫妻犁、云南各民族使用的各种形制的犁,都或多或少地留有古代中原地区直辕犁和唐代创制的曲辕犁的印记。这些犁耕技术的交融和结合,既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又改进、提高了各民族的农业生产技术,为各民族的繁荣、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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